邓小平题词的语言大都比较简洁，最短的是“求是”、“晗亭”、“深圳”，只有两个字，而最长的是纪念韦拔群的题词，有两百多个字。邓小平还很少随机题词，一般是在北京题写好后送到被题词的单位或个人手中。据悉，邓小平在1988年5月11日一天题写了19幅，是数量最多的一次。

邓小平题词非常严谨。1983年6月，邓小平为“学习雷锋标兵”朱伯儒题词：“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他把这份题词交给办公厅的同志，说：“请不要急于拿去发表，应该请语言学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办公厅的同志去请教语言学家王力。王力接过题词，一字一字地推敲后，认为“符”字用得不规范，并用铅笔在旁边写了个“副”字。邓小平看后十分高兴，说：“改得好，改得好。虽然过去用这个‘符字，但现在不用了，就是错别字了。国家领导人写了错别字会影响国民的文风。”

有关邓小平题词，还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事情。1986年2月，邓小平最后一次到成都杜甫草堂。他每次到成都都要到这个地方，他还说：不到杜甫草堂等于没有到成都。这次赏梅之后，杜甫草堂的同志准备了笔墨请他为草堂题词，他的外孙拉着他的手说：“爷爷又要写什么？我们不写了吧！”使劲往回拽，邓小平听了笑着说：“好，好！听你的，我们不写了。”一边说一边向草堂的工作人员表示歉意。虽然他没有给草堂留下题词，但他的亲情给草堂的工作人员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新中国成立10周年时，广西策划了一套献礼书，其中广西军区主编的《广西革命回忆录》，是这套献礼书的龙头作品，获得了张云逸的题词。后来张云逸亲笔写信请邓小平为《广西革命回忆录》题词，并建议主编单位编辑出版续集，再版时将邓小平题词补上。

1963年春节刚过，《广西革命回忆录》征文小组张武拿着张云逸的亲笔信，晋京请邓小平题词。邓小平一周之内即回复：用革命的事迹来教育我们的子孙万代：像我们前辈那样，像我们的先烈那样，永远当一个革命者，永远当一个为人民大众的集体事业服务的社会主义者，永远当一个共产主义者。

邓小平题词一到，立即制作复制件。原件保存在主编单位，复制件保存在出版单位。《广西革命回忆录》续集进入定稿阶段时，康生的“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给历史题材制造困难，所以审批作品进展缓慢。在“文化大革命”的潮流中，《广西革命回忆录》被打成为邓小平树碑立传的“大毒草”。

经办邓小平题词的张武，挨批后受贬下放。为了确保邓小平题词万无一失，张武先用红绸把题词包在里面，再用草纸包封外面，把它藏在啤酒瓶箱中，偷偷随身携带，完好地保存下来。

十一屆三中全会后，张武带着邓小平题词重返南宁，《广西革命回忆录》的编辑陆续归队，把再版《广西革命回忆录》和出版续集列入1980年的选题计划。而受“左”倾思想影响的人还是不给《广西革命回忆录》开绿灯。1982年竟然出现了一个取消出版《广西革命回忆录》的红头文件。

后来编者们上书自治区党委直至中央，在彻底否定“文革”的大环境中，在自治区党委和中宣部的直接干预下，由中央工作组李英敏一锤定音，致函广西宣传口领导，要求落实自治区党委主要负责人关于出版《广西革命回忆录》的批示。这样，邓小平的题词终于印在了《广西革命回忆录》的卷首与读者见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