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的知道吗？明代没有出现后宫干政，明代为何却有宦官专权？

开篇思考

在明代二百七十多年的历史中，虽然不乏主政的局面出现，但始终没有后妃干政的情况，但一直伴随明代历史的，却是宦官专权的现象。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两个现象呢？

明代为何始终没有出现后妃干政

准确的说，明代的后妃曾多次在特殊情况或特定阶段摄政，理论上可以擅权专政，但事实上却没有出现过一次后妃专政取代皇权，甚至没有出现过一次干政。

比如宣宗驾崩时，太子才九岁，大臣们以年幼为由，请太后垂帘听政。但太后并不揽权，她以“毋坏祖宗法”为由加以拒绝，而委政于“三杨（、、)”，所有奏章均令送内阁交由杨士奇等议处。太后病重时，召杨士奇、杨溥入宫，“问国家尚有何大事未办者”，士奇奏对未完，太后已崩。死后遗诏“允惟国家重事，存没在念……诸后妃家并须遵奉皇祖训戒，不许干预国政”。

再比如年间的李太后，当时小皇帝才十岁，无力亲政，皇权运行存在很大空隙，朝政大权实际掌握在李太后手中，“徙居乾清宫，抚视上，主持国策”。但李太后同样并不专权，而是将宫内之事交付，“而大柄悉以委居正”，鼎力支持进行改革，史称：“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正是张居正十年改革之功，才为大明续命六十年。

为何明代的太后不会专权？

这主要是因为当年留下的三条“祖训”，其一是规定后妃不得干预政治，其二是后妃只能从“良家子”中选出，其三是不准设立丞相。

后妃不得预政，是朱元璋亲自定下来的祖制，而且朱元璋对自己定下来的制度相当自信，要求子孙们绝对不能违背，这就使得不论哪一位太后，都不敢垂帘听政，否则就是违背祖制，必然受到大臣们的激烈反对。武宗死后，张太后趁继位的尚未到京，曾提出改懿旨为圣旨，但马上遭到了首辅等人的坚决反对，抬出来的大旗就是此举违背祖制。张太后无奈，只好作罢。

有明一代，除了明代开国初年，皇室与勋臣子女联姻之外，从宣德之后，选婚之权便“委之宦寺，求之市井”的“良家子”。所谓“良家子”，就是说后妃必须来自民间，这样与朝中的大臣们就没有任何联系了。后妃入宫之后，基本就与外世隔绝，她们的家族成员虽然也会得到封赠，但大多只是赏给虚衔，并且祖训规定不可以议政参政，所以后妃家族没有任何实权。史称“有明一代，外戚最为孱弱”。而后妃擅权与外戚专政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后妃一人，而无外戚外臣帮助，后妃完全没有足以擅权的社会基础和实力。

众所周知，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可谓费尽心思，设立五军都督府控制了兵权，废除丞相又控制了相权。朱元璋之后，明代采取的是内阁票拟、司礼批朱的内外双轨制，这种事权分割而又互相制衡的体制，使得后妃难以控制朝政。即便因为皇帝年幼，太后主政，也只能作为内阁与司礼监的平衡势力，当小皇帝渐渐长大，不管掌权的太后们愿不愿意，在内阁和宦官的逼迫下，都必须尽快归政于皇帝。主政十年之久的李太后，在万历皇帝大婚之后，也不得不立即还政于帝，搬出乾清宫。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明代后妃的主政只是临时性的、过渡性的，不可能像的、的、的太后那样，彻底取代皇权。

为何明代宦官之祸如此严重？

自以来，宦官就作为一支干预国家政治生活的特殊势力，活跃在政治舞台上，千百年来，宦官之祸比比皆是，可为什么明代的宦官为祸格外厉害呢？

朱元璋称帝之后，吸取了汉唐晚期宦官乱政的教训，宫中只设宦官不足百人，并且还明确规定，“内臣不许读书识字”，“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阶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这基本就断绝了宦官乱政的可能性，但即便如此，朱元璋还是不放心，洪武十七年，他又特地在宫门置一块铁牌，刻上“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这几个大字，以示震慑。

尽管朱元璋的意愿是好的，但他亲手制定的明代的制度，却决定了宦官乱政乃是必然，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朱元璋取消了丞相制度。

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的本意，是集天下大权于皇帝一人，这样负责处理国家具体事务的就直接向皇帝本人负责，而不用再经过丞相这一关。但是朱元璋又不相信任何人，、、刘基、朱升等一大批曾经跟他一起的元勋，几乎都被他剪除殆尽。所以，一面是纷繁复杂的国家事务，一面是无人可以信任，即便朱元璋通宵达旦的处理政务，也还是忙不过来。，便必然形成这种局面：谁跟他接近最多，便信任谁。享有这个得天独厚机会的，当然只有宦官。

所以，朱元璋到了晚年时候，就已经开始信任和重用宦官了，比如洪武十年，当户部奏天下税课司局征商不如额者一百七十八处时，朱元璋便“遣中官、国子生及部委官各一人核实，立为定额”，这是明代宦官在皇帝委派下干预财政的开始。李文忠曾对朱元璋说：“内臣太多，宜稍裁省。”朱元璋听后大怒，说道：“若欲弱吾羽翼何意？”随后下旨将李文忠的门客全部杀死，李文忠受此惊吓，不久病死。

既然朱元璋开了这个头，那么在他的子孙们看来，重用宦官，当然就是信乎有征，不悖祖训了。明代的皇帝们要把权力掌握在自己手里，又力图穷极人间天上最骄奢淫逸的享乐生活，那么，由不离左右的宦官代为料理政事，也就势不可免。

从制度上说，内阁票拟、司礼批朱的内外双轨制，可以实现权力的平衡，由皇帝居中掌握，但实际上，内阁虽然后来在一定意义上取得了丞相的职权，但因为始终没有取得法定地位，所以并不是中央一级正式的行政机构，这就使得内阁在和宦官的斗争中显得软弱无力，内阁的“票拟”权根本无法对抗司礼监的“批朱”权。

因为，司礼监的“批朱”权，实际上就是皇权的延伸，宦官们要专权，必须拉着皇帝的大旗作虎皮。武宗喜欢喝酒，就趁着武宗喝到最高兴的时候奏事，武宗不耐烦的说，“尔何为，乃一一烦朕也，”则是趁着熹宗做木匠活的时候奏事，熹宗便说：“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可见，即便如权势熏天的魏忠贤，也要借着皇帝的旨意行事。

综上所述

明代的制度决定了，无论皇帝愿不愿意，他只能信任身边的宦官，因为只有宦官才是他能够彻底掌握的，无论宦官的权力有多大，皇帝仍旧一言可定其生死，武宗翻手可杀刘瑾，上台几个月便可除掉魏忠贤。而如果权力落到内阁的手上，那么就会像汉唐宋等朝代一样，出现不可控制的权臣，进而威胁到皇位。两者相权，皇帝只能选择偏向于身边的宦官。

所以，即便如相对英明的宣宗、孝宗时，宦官依旧为祸不小；即便崇祯除掉魏忠贤，仍旧会重用其他的宦官，而内阁成员却不断换人，总数达五十人之多。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