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拔完十二个罐子，随后又放上十二个。他喝足了茶，就坐车走了。尼古拉开始打颤，他的脸瘦下去，用女人们的话说，缩成拳头那么大小了，他的手指发青。他盖上一条被子，再压上一件羊皮袄，但还是觉得越来越冷。傍晚时他难受得叫起来，要他们把他放到地板上，要裁缝别抽烟，随后静静地躺在羊皮袄下面，天不亮就死了。
九
唉，多么严酷、多么漫长的冬季啊！
圣诞节过后，自家的粮食已经吃完，只得去买面粉。基里亚克现在住在家里，每天晚上都要大吵大闹，弄得大家心惊胆战，一到早晨又因头痛和羞愧而痛苦不堪，看他那副模样真叫人可怜。在畜栏里，那头饥饿的母牛日日夜夜不停地眸阵哀叫，叫得老奶奶和玛丽亚的心都碎了。好像是故意为难，一直是冻得树木喀喀响的严寒天气，到处是厚厚的积雪和高高的雪堆，冬天拖得很长。到了报喜节①，还刮了一场真正的冬天的暴风雪，在复活节还下了一场雪。
①东正教节日，在俄旧历三月二十五日，据说天使于此日告知圣母：耶稣将诞生。
但是不管怎么样，冬天总算过去了。四月初，白天变得暖和起来，夜里依然寒冷。冬天不肯退让，但暖和的春日终于战而胜之，最后，冰雪消融，河水奔流，百鸟齐鸣。河边的整个草场和灌木丛淹没在泛滥的春水中，从茹科沃村直到河对岸成了一片泽国，水面上不时有一群群野鸭振翅飞起飞落。春天的落日如火如茶，映红了满天的彩霞，每天晚上都变出一幅不同往常的新的图景，那样美妙绝伦，日后当你在画面上看到同样的色彩、同样的云朵时，简直就难以置信。
仙鹤飞得很快很快，发出声声哀鸣，似乎在召唤同伴。奥莉加站在斜坡的边上，久久地望着这片泛滥的春水，望着太阳，望着那明亮的、仿佛变年轻了的教堂，她不禁流下了眼泪，激动得喘不过气来。她急切地想离开这里，随便去什么地方，哪怕天涯海角。家里已经决定，让她还回到莫斯科去当女仆，让基里亚克跟她同行，去那里找个看门人或者其他的差事。好啊，快点走吧！
等路变千一些，天气暖和了，她们就动身上路。奥莉加和萨莎每人背着行翼，穿着树皮鞋，天不亮就出发了。玛丽亚出来送她们一程。基里亚克因为身体不好，还得在家再待上一个星期。奥莉加最后一次面对着教堂画十字、默默祷告。她想起了自己的丈夫，但没有哭，只是她的脸皱起来，像老太婆那样难看了。这一冬，她变瘦了，变丑了，头发有点灰白，脸上再没有昔日那种可爱的模样和愉快的微笑，在经受了丧夫之痛以后，只有一种悲哀的听天由命的神情。她的目光有点迟钝、呆板，好像她耳背似的。她舍不得离开这个村子和这些农民。她回想起抬走尼古拉的情景，在一座座农舍旁边都有人做安魂祈祷，大家同情她的悲痛，陪着她哭，在夏天和冬天，经常有一些时日，这些人过得好像比牲口还糟，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他们粗鲁，不诚实，肮脏，酗酒；他们不和睦，老是吵架，因为他们彼此不是尊重，而是互相害怕、互相猜疑。是谁开小酒馆，把老乡灌醉？农民。是谁挥霍掉村社、学校和教堂的公款，把钱换酒喝了？农民。是谁偷邻居家的东西，纵火，为了一瓶伏特加在法庭上作伪证？是谁在地方自治会和其他会议上头一个出来反对农民？还是农民。确实，同他们生活在一起是可怕的，可是他们毕竟是人，他们跟常人一样也感到痛苦，也哭泣，而且在他们的生活里没有哪件事是不能找到使人谅解的缘由的。沉重的劳动使他们到了夜里就浑身酸痛，严寒的冬天，粮食歉收，住房拥挤，可是没有人帮助他们，哪儿也等不到帮助。那些比他们有钱有势的人是不可能帮助他们的，因为他们自己就粗鲁，不诚实，酗酒，骂起人来照样难听得很。那些小官和地主管家对待农民如同对待流浪汉一样，他们甚至对村长和教堂主持都用“你”相称，自以为有权这样做。至于那些贪财的、吝啬的、放荡的、懒惰的人，他们到农村里来只是为了欺压、掠夺、吓唬农民，哪里还谈得上帮助农民或者树立良好的榜样呢？奥莉加回想起，去年冬天，当基里亚克被拉去用树条体罚时，两位老人的模样是多么可怜而屈辱啊！现在她很可怜所有这些人，为他们难过，所以她一边走，一边频频回头再看看那些小木屋。
送出三俄里，玛丽亚开始告别，随后她跪下来，不住地磕头，大声哭诉起来：
“又剩下我孤零零一人了，我这苦命人啊，多么可怜、多么不幸啊……”
她就这样哭诉了很长时间，奥莉加和萨莎每一回头总能看到她跪在地上，双手抱住头，向着旁边的什么人不住地磕头。在她上空有几只白嘴鸦在盘旋。
太阳高高地升起，天气热起来。茹科沃村远远地落在后头了。走路让人舒畅，奥莉加和萨莎很快就忘了村子，忘了玛丽亚。她们高兴起来，四周的一切都引起她们的兴趣。有时出现一个土岗；有时出现一排电线杆，一根接一根不知伸向何方，最后消失在地平线上，那上面的电线发出神秘的嗡嗡声；有时看到远处绿树丛中有个小村子，从那边飘来一股潮气和大麻的香味，不知怎么让人觉得，那里住着幸福的人们；有时在野地里孤零零地躺着一具马的白骨。云雀不停地婉转啼唱，鹌鹑的叫声此起彼伏，互相呼应，一只秧鸡断断续续发出急促的叫声，仿佛真有人在拉扯旧的铁门环一样。
中午时分，奥莉加和萨莎来到一个大村子。在一条宽阔的街上，她们遇见一个小老头，茹科夫将军的厨子。他感到热，他那汗淋淋的红秃顶在阳光下发亮。他同奥莉加都没有立即认出对方，随后都回过头来对视了一会儿，认出来后一句话没说，又各走各的路了。她们停在一座显得更阔气、更新的木屋前，奥莉加对着敞开的窗子深深地一鞠躬，用委婉的唱歌般的声调响亮地说：
“正教徒啊，看在基督份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安息。”
“正教徒啊，”萨莎也唱起来，“看在基督份上，给点施舍吧，求上帝保佑你们，保佑你们的双亲在天国……”
一八九七年四月
贝琴涅格人
贝琴涅格人
伊凡·阿勃拉梅奇·日穆兴是个退伍的哥萨克军官，以往在高加索服役，如今住在自己的农庄上。他过去年轻，健康，强壮，现在却苍老，干瘪，背有点驼，眉毛蓬松，唇髭白得带点绿色了。有一天，那是在炎热的夏季，他从城里回自己的农庄。
他在城里斋戒过，在公证人那里写下遗嘱（大约两个星期以前他得过一次小中风），如今坐在火车车厢里，那些关于临近的死亡、关于尘世的空虚、关于人间万物的短暂等忧郁而严肃的想法，一路上始终没离开过他。到了普罗瓦里耶车站（顿涅茨克铁路上有这样一个车站），有个胖胖的、中年的金发先生，手中拿着一个旧皮包，走进他的车厢，在他对面坐下。他们两个就谈起话来。
“是啊，”伊凡·阿勃拉梅奇说，呆呆地瞧着窗外。“什么时候结婚都不算晚。我自己就是在四十八岁那年结的婚，人家都说太晚了，其实不晚也不早，不过呢，还是根本不结婚的好。老婆很快就会弄得人厌烦，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肯说真心话，因为，您明白，人总觉得不幸的家庭生活是丢脸的事，瞒着不说。
有的人在老婆身旁‘玛尼雅，玛尼雅’的叫个不停，可是如果按他的本心办事，他就会把这个玛尼雅装进袋子，丢进水里了事。跟老婆一块儿过日子真没意思，简直是蠢事。再者，我敢于对您保证，儿女也不见得好一点。我有两个，这些坏蛋。在此地草原上，他们没处可以上学，要把他们送到新切尔卡斯克去读书，可又没有钱，于是他们只好在这里生活，象两条狼崽子似的。你瞧着就是，他们会在大道上杀人哩。“
金发先生注意地听着，回答问话的声音不大，而且简略，看来这人秉性斯文而谦和。他自称是个律师，说他现在到玖耶甫卡村去办事。
“喔，你知道，那地方离我家九俄里，我的上帝！”日穆兴说，从他的口气听来，倒好象人家在跟他吵架似的。“不过，对不起，等一忽儿您到了车站是找不到马车的。依我看，您还是索性到我家里去好，您明白，在我那儿过上一夜，第二天早晨坐着我的马车走就行了。”
律师想了想，同意了。
等他们到达火车站，太阳已经低低地挂在草原上空了。从火车站到田庄的路上，他们没有讲话，车子的颠动妨碍他们谈天。那辆四轮马车蹦蹦跳跳，吱吱地叫，似乎在哭泣，好象它这种跳动弄得它自己十分痛苦似的。律师坐得很不舒服，愁闷地瞧着前面，巴望看到那个田庄。他们坐车走了八俄里光景，才远远地望见一所不高的房子和一个院子，四周围着一道用黑色石板砌成的围墙。那所房子的房顶是绿色的，墙上的灰泥脱落，窗子又小又窄，象是眯细的眼睛。田庄建在太阳地里，四周看不到水，也看不到树。邻近的地主和农民都把这儿叫做“贝琴涅格田庄”。许多年以前有一个过路的土地测量员在田庄上留宿，跟伊凡·阿勃拉梅奇谈了一夜，感到很不满意，早晨临走的时候对他严厉地说：“您，我的先生，是贝琴涅格人！”从此“贝琴涅格田庄”这个名称就传开了，等到日穆兴的孩子长大，开始打劫邻近的果园和瓜地，这个外号就越发牢不可破了。大家还把伊凡·阿勃拉梅奇叫做“您明白”，因为他通常讲话很多，而且常常使用这个“您明白”。
在院子里的堆房旁边站着日穆兴的儿子，一个是十九岁，另一个是个半大孩子，两个人都光着脚，没戴帽子。正当马车驶进院子的时候，那个小儿子把一只母鸡高高地抛到半空中，母鸡咕咕地叫，飞起来，在空中画了一道弧线；大儿子开枪射击，那只母鸡就被打死，掉在地上了。
“这是我的孩子在学打鸟，”日穆兴说。
前堂里有个女人迎接来人。她身材瘦小，脸色苍白，年纪还轻，相貌美丽。从她身上穿的衣服来看，人家可能把她当做仆人。
“容我介绍一下，”日穆兴说，“她是我那些小崽子的妈。
喂，柳包芙·奥西波芙娜，“他转过身去对她说，”快点，孩子他妈，给客人做饭。开晚饭！快！“
这所房子分成两半：这一半是“客厅”以及紧挨着它的老人日穆兴的卧室，这些房间都闷热，天花板很低，有许多苍蝇和黄蜂；那一半是厨房，那儿烧饭，洗衣服，给雇工开饭，那儿的长凳底下有鹅和鸡孵蛋，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和她两个儿子的床也在那儿。客厅里的家具没上油漆，显然是一个木匠马马虎虎做出来的。墙上挂着枪支、猎袋、短鞭子，这些陈旧的废物早已生锈，上面满是尘垢，变成灰白色了。画片一张也没有，墙角上有一块木板，当初是放圣像用的。
一个年轻的乌克兰女人摆好饭桌，端来火腿，然后是红甜菜汤。客人拒绝喝酒，只吃面包和腌黄瓜。
“吃点火腿怎么样？”日穆兴问。
“谢谢，我不吃，”客人回答说。“我素来不吃肉。”
“这是为什么？”
“我是素食主义者。杀死动物是违背我的信念的。”
日穆兴想了一忽儿，然后叹一口气，慢吞吞地说：“是啊。……对了。在城里我也见过一个不吃肉的人。现在这种信仰时兴起来了。嗯，这挺好。不能老是杀牲口，打鸟儿了，您明白，早晚得洗手不干这种事，让畜生也过太平日子才是。杀生是罪过，是罪过啊，这是不消说的。有的时候开枪打兔子，伤了它的腿，它就直叫，跟小娃娃一样。可见它也觉得痛啊！”
“当然，它觉得痛。畜生跟人一样懂得痛苦。”
“这是实在的，”日穆兴同意说，“这些我都很明白，”他一边想，一边接着说，“不过呢，老实说，有一点我却不明白：比方说，您明白，要是所有的人都不再吃肉，到那时候这些家禽，比如鸡和鹅，可怎么办呢？”
“鸡和鹅就会自由自在地生活下去，象那些野禽一样。”
“现在我懂了。不错，乌鸦和寒鸦都活着，不要我们管也过得挺好。对了。……鸡啦，鹅啦，兔子啦，羊啦，都会自由自在地活下去，高高兴兴，您明白，赞美上帝，它们再也不会怕我们了。世界上就会出现和平同安宁。不过呢，您明白，有一点我还是不懂，”日穆兴看一眼火腿，接着说，“猪会怎么样呢？拿它们怎么办呢？”
“猪也跟别的动物一样，那就是说，它们自由了。”
“是这样。对了。可是，对不起，话说回来，要是不把它们杀掉，它们就会繁殖起来，您明白，到那时候草场和菜园就遭殃了。要知道，猪这种东西，要是随它们自由自在，不去管它们，那么不出一天，它们就会把什么东西都糟踏掉。猪总是猪，给它起名叫猪可不是无缘无故的。……”他们吃完了晚饭。日穆兴离开饭桌，在房间里走了很久，不住地讲啊讲的。……他喜欢谈论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喜欢沉思，再者，他巴望在老年找到一个什么信仰，使心灵有所寄托，而死亡不至于显得这么可怕。他希望自己脾气温柔，心平气和，相信自己，就跟这个吃腌黄瓜和面包果腹而认为自己因此变得完善的客人一样。客人坐在一口箱子上，健康，胖乎乎的，沉默着，隐忍他的烦闷。要是有人在苍茫的暮色中从前堂往他这边看一眼，就会觉得他活象一块谁也搬不开的大石头。
人在生活里有所寄托，心里就踏实了。
日穆兴穿过前堂，走到门外廊子底下，人可以听见他不住地叹气，在沉思中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天已经黑下来，天上这儿那儿出现了星星。房间里还没有点灯。有个人悄没声儿地走进大厅来，象个影子似的，在门旁站住。原来这是日穆兴的妻子柳包芙·奥西波芙娜。
“您从城里来吗？”她没看着客人，怯生生地问道。
“是的，我住在城里。”
“也许，您是个搞学问的人吧，先生，那么请您费心开导我们吧。我们得递一个呈子上去。”
“递到哪儿去？”客人问。
“我们有两个儿子，好先生，早就该把他们送去念书了，可是我们这儿没有人管，也找不到一个商量的人。我自己又什么都不懂。他们要是不上学，就要照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征去当兵。那就糟了，先生！他们不识字，连庄稼汉也不如，连伊凡·阿勃拉梅奇自己都嫌弃他们，不让他们走进房间来。不过，难道这能怪他们吗？真的，哪怕把小的一个送去上学也好，要不然，真叫人心痛啊！”她缓慢地说，声音发抖；这么瘦小、年轻的女人居然已经有长大成人的孩子，这似乎使人没法相信。“唉，真叫人心痛啊！”
“你，孩子他妈，什么也不懂，这不关你的事，”日穆兴在门口出现，说。“别拿你那些荒唐话去纠缠客人。走开，孩子他妈！”
柳包芙·奥西波芙娜就走出去，在前堂又用她尖细的声音说：“唉，真叫人心痛啊！”
他们在客厅里一张长沙发上给客人铺好被褥，点亮了长明灯，免得他嫌黑。日穆兴在自己的卧室里上床睡下。他躺在那儿想他的灵魂，想老年，想不久以前的中风，那次中风把他吓得心惊胆战，真以为自己快要死了。他喜欢独自一人在寂静中深思冥想，每逢这种时候，他就自以为是个十分严肃而深刻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只有重大的问题才会引起他的兴趣。现在他就在不断地思索，他想抓住某个与众不同的、杰出的思想，使它成为生活的指南，有心为自己想出一种原则，好把他的生活也变得象他本人那样严肃而深刻。比方说，对他这个老人来说，戒绝肉食和各种珍馐美味确实挺好。那种人类不再互相残杀，也不杀害动物的时代是早晚要来的，它不可能不来，于是他幻想着那个时代，清楚地想象他自己和所有的动物和睦相处，可是突然间他又想起那些猪，他头脑里的思路就全给搅乱了。
“怪事，求主怜恤吧，”他呼哧呼哧地喘气，嘟哝着说。“您睡着了吗？”他问。
“没有。”
日穆兴从床上起来，在门口站住，只穿着衬里衣服，在客人面前露出他那两条青筋突起的、干瘪的、象木棍一样的腿。
“您明白，”他开口说，“如今这年月，时兴各式各样的什么电报啦，电话啦，一句话，各种奇迹应有尽有，可是人并没有变得好一些。据说在我们那个时代，三四十年以前，人是粗暴残忍的；然而现在难道不是仍旧一样吗？的确，在我那个时代，大家不讲究礼貌。我还记得，有一次在高加索，我们在一条小河旁边驻扎了整整四个月，什么工作也没有，那时候我还是个军士。当时出了一件麻烦事，简直象是一篇小说。在我们哥萨克骑兵连驻扎的小河对岸，您明白，埋葬着一个穷公爵，他是不久以前让我们杀死的。每到夜里，您明白，守寡的公爵夫人总要到坟上去哭。她边哭边诉，嘴里哼哼唧唧地叫个没完，吵得我们心里不好受，简直睡不着觉。我们第一夜睡不着，第二夜又睡不着；得，这就惹得我们心烦了。从常理来推断，为了他妈的这么点原故就不睡觉，那确实不行——请您原谅我这种说法。我们就把这个公爵夫人抓来，用鞭子抽一顿，她就再也不去哭了。就是这么回事。现在呢，当然，这样的人没有了，也不用鞭子抽人了，大家生活得象样多了，学问也大得多了，不过，您明白，人的灵魂还是老样子，没起什么变化。喏，不瞒您说，我们这儿住着个地主。他办矿，您明白。那些没有护照的、没处投奔的、各式各样的流浪汉在他那儿做工。每到星期六就得给工人发工钱，可是他不愿意给，您明白，他舍不得钱。他就找了个帐房先生，也是个流浪汉，不过脑袋上总算还戴着一顶帽子。地主说：”你别给他们钱，一个小钱也别给；他们会打你，‘他说，’那就让他们打，你忍着，我每个星期六给你十个卢布就是。‘好，到星期六傍晚，工人们按规矩来拿工钱，帐房先生却对他们说：“没有！’得，你一句我一句地骂个不停，打起来了。
……大家一齐打他，拳脚交加，您明白，这些人饿得心狠了。他们把那个人打得人事不知，然后各自走散。老板吩咐人往帐房先生脸上泼水，随后就塞给他一张十卢布的钞票，那个人收下来，而且还挺高兴，因为实际上，慢说给十个卢布，就是给三个卢布，他也会答应钻进绞索里去。是啊。……到了星期一就又有一伙工人来了。他们只好来，没地方可去嘛。……到星期六就又是那一套。……“客人翻一个身，脸对着长沙发靠背，嘴里含含糊糊说了一句什么话。
“喏，还有一个例子，”日穆兴接着说。“有一年，您明白，此地闹一种叫炭疽热的瘟疫。那些牲口啊，我跟您说吧，象苍蝇那么纷纷死掉。兽医到此地来，下了严厉的命令，要把死牲口弄到远处去，深深地埋进地里，浇上石灰浆等等的，您明白，这都是根据科学的原理。我那匹马也死了。我就按照种种预防措施把它埋了，单是在它身上浇的石灰浆就有十普特。您猜怎么着？我那两个小子，您明白，我的宝贝儿子，夜里却把马挖出来，剥下它身上那张皮，卖了三个卢布。您瞧瞧。可见人并没有变好，可见不管你怎么喂狼，狼总是往树林里瞧。就是这么回事。这种事真叫人深思啊！不是吗？您认为怎么样？”
突然，在房间的一边，有一道电光在护窗板的缝隙里闪现。暴风雨之前，天气总是闷热，蚊子不住地叮人，日穆兴躺在自己的房间里沉思默想，唉声叹气，哼哼唧唧，自言自语：“对了，……是这样”，怎么也睡不着觉。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响起隆隆的雷声。
“您睡着了吗？”
“没有，”客人回答说。
日穆兴就起床，穿过客厅和前堂，两只光脚吧嗒吧嗒地响着，到厨房喝水去了。
“世界上，您明白，最糟糕的是愚蠢，”过了一忽儿，他端着个水瓢走回来，说。“我那个柳包芙·奥西波芙娜正跪在那儿祷告上帝呢。她每天晚上都祷告，您明白，她咕终咕咚地叩头，头一件事就是祷告上帝把她的孩子送去上学，她生怕孩子们象普通的哥萨克那样去当兵，到了那边，背上挨一军刀。不过，要上学就得有钱，可是上哪儿去找钱呢？你就是拿脑门碰破地板，没钱也还是没钱啊。其次，她祷告是因为，您明白，任何女人都认为世界上再没有人比她更不幸了。我是直性子，什么事也不想瞒住您。她是穷人家出身，教士的女儿，所谓僧侣阶层。
我是在她十七岁那年娶她的。她家把她嫁给我，一大半是因为家里没有吃的，受穷受苦，我呢，您看得出来，毕竟有田地，有家业，喏，不管怎么说吧，我好歹也是个军官；您明白，她嫁给我要算是高攀了。我们结婚的头一天她就哭，后来一直哭了二十年，就象俗话说的，眼泪没干过。她老是坐在那儿，想啊想的，想心思。请问，有什么可想的呢？妇道人家能想点什么呢？
没有什么可想的。老实说，我是不把娘们儿当人看的。“
那位律师猛的坐了起来。
“对不起，我觉得有点闷热，”他说。“我要出去。”
日穆兴一面继续讲女人，一面走进前堂，拉开门闩，两个人走到外面。正巧一轮明月在院子上面的天空中浮动，这所房子和堆房在月光下显得比白天还要白。在草地上，在黑色的阴影中间，铺开几条明亮的月光，也是白的。从这儿可以看到右边远处的一片草原，草原上空宁静地闪着繁星。一切都神秘，无限地遥远，人仿佛望着深渊一样。左边，草原的上空堆积着酝酿雷雨的沉重的乌云，黑得象煤烟似的。乌云的边缘被月光照亮，似乎那儿有些峰顶盖着白雪的高山以及漆黑的树林和海洋。电光闪耀，传来轻微的雷声，好象山上正在打仗似的。
……
田庄附近有一只小小的猫头鹰单调地叫着：“睡啦！睡啦！”
“现在几点钟了？”客人问。
“一点多钟。”
“离天亮还早着呐，真是！”
他们回到房子里，又躺下。应当睡着才对，下雨以前，人照例能睡得十分酣畅，然而这个老人却喜欢想一些重大而严肃的事情。他不只是想，而是要反复地琢磨。他琢磨着死亡已经临近，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最好不要再这样游手好闲，让时间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不知不觉地浪费掉，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最好给自己想出一种什么大事来干，比方步行到很远很远的一个什么地方，或者象这个年轻人一样戒绝肉食。他又想象人类不再杀死动物的时代，想得那么生动，那么逼真，倒好象他自己正在经历那个时代似的。可是忽然，他的脑子里又都乱糟糟，一切都不清楚了。
雷雨已经过去，可是乌云还留下一点边缘，雨还在下，轻轻地拍打房顶。日穆兴起床，伸着懒腰，因为年老而哼哼唧唧，眼睛瞧着大厅。他看出客人没有睡着，就说：“在高加索的时候，您明白，我们那儿有个上校也是素食主义者。他不吃肉，从来也不打猎，也不许部下去钓鱼。当然，我明白。一切动物都应当自由地生活，享受生活；只是我不懂：猪怎么能随便走来走去，没有人管。……”客人爬起来，坐好。他那苍白憔悴的脸上现出烦恼和疲乏的神情；看得出来，他累得要命，只是他那温顺、柔和的心不容许他用话语把他的气恼表达出来。
“天已经亮了，”他温和地说。“劳驾，请您吩咐他们备马。”
“这是为什么？您等一等，雨就要停了。”
“不，我求求您，”客人恳求地说，声调里带着惊恐。“我得马上就走。”
他就动手匆匆忙忙穿衣服。
等到马车备好，太阳已经升上来了。雨刚刚停住，云很快地奔驰着，天上一些蔚蓝色的透光的空隙变得越来越大。初出的阳光怯生生地映在下面的小水洼里。律师拿起他的皮包，穿过前堂，去坐马车，这时候日穆兴的妻子脸色苍白，似乎比昨天还要苍白，带着泪痕，注意地瞧着他，眼睛一眫也不眫，现出姑娘那样的纯朴神情，从她的哀伤的脸容可以看出她羡慕他的自由：啊，要是她自己能离开此地，她会多么高兴啊！还可以看出她有话要跟他说，大概是要他为她的孩子出些主意吧。她是多么可怜啊！这人不是妻子，也不是女主人，甚至不是一个女仆，倒象是个穷食客，一个谁也不需要的亲戚，一个渺不足道的人。……她的丈夫忙忙乱乱，不停嘴地讲着，一边抢在前面，送客人出门。她呢，惊恐而负疚地缩在墙边，一直在等个方便的机会好开口讲话。
“欢迎您下次再来！”老人反复说着，一刻也不停嘴。“您明白，我们一定尽其所有来招待您！”
客人匆匆地坐上马车，显然十分愉快，仿佛生怕这当儿会有人扣留他似的。马车象昨天那样蹦蹦跳跳，吱吱地尖叫，猛烈地撞响车后拴着的一个桶子。律师回过头来，带着一种特别的神情朝日穆兴看了一眼，仿佛他象从前那个土地测量员那样，想骂他一声贝琴涅格人或者别的什么，然而温和的性格占了上风，他忍住了，什么话也没说。可是走到大门口，他忽然忍不住，欠起身来，响亮而气忿地嚷了一声：“我讨厌您！”
接着，马车驶出门外，不见了。
日穆兴的儿子站在堆房旁边：大儿子拿着一管枪，小儿子抱着一只灰色的公鸡，头上生着鲜艳美丽的冠子。小儿子使足力气把那只公鸡往上抛去，那只鸡飞得高过房顶，在空中翻了个身，象鸽子一样。大儿子开一枪，那只公鸡就跟一块石头似的落下来了。
老人心慌意乱，不知道该怎样解释客人这一声奇怪的意外的嚷叫。他慢吞吞地走回房子。他在房子里靠着桌子坐下，琢磨了很久，想到当前的思潮，想到普遍的道德败坏，想到电报，想到电话，想到自行车，想到这一切多么不必要，渐渐地心平气和，然后不慌不忙地吃完饭，喝下五大杯茶，躺下去睡觉了。
在故乡
在故乡
一
顿涅茨克铁路。一个冷冷清清的火车站，呈现着白色，孤单地立在草原上，墙壁晒得发烫，没有一点阴影，看上去这儿象是没有人似的。火车把您丢在这儿，开走了，它的轰隆声先还可以隐约听见，最后无声无息了。……车站附近一片荒凉，除了您的马车以外，别的马车一辆也没有。您就坐上一辆四轮马车（这在坐过火车以后是极其痛快的），沿着草原上的大道走去，您面前渐渐展开一幅幅在莫斯科附近没有的画面，广漠无垠，单调得迷人。草原，草原，此外什么也没有了。远处是一座古墓或者一架风车。牛车在载运煤炭。……鸟儿在平原上空低低地飞翔，有节奏地扇动着翅膀，使人看得昏昏欲睡。天气炎热。一两个钟头过去了，却还是草原，草原，远处也还是古墓。您的车夫讲这讲那，常常用鞭子往旁边指一指，他讲得很长，无非是些无关紧要的事，而您的灵魂沉浸在安宁之中，不愿意回想过去的事了。……一辆三套马车来接薇拉·伊凡诺芙娜·卡尔津娜。车夫把她的行李放好，开始整理马具。
“一切都跟从前一样，”薇拉说，不住地往四下里看。“上一回我在这儿的时候还是个小姑娘，那差不多是十年以前的事了。我记得那一回赶着马车来接我的是包利斯老头。怎么样，他还活着吗？”
车夫一句话也没有回答，光是照乌克兰人那样生气地瞪她一眼，爬上了车夫的座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