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这本剧作具有特殊艺术韵味的，是那些农民式的语言。托尔斯泰对保尔·布瓦耶先生这样说：“为了写《黑暗的力量》，我把我的笔记本都翻烂了。”

托尔斯泰在观察人民，并站在高处给处在黑暗中的他们投下一丝光明，同时，他还为处于更加深沉的黑暗中的富裕阶层和中产阶层创作了两本悲壮的小说。这段时期，他的艺术思想似乎都被戏剧形式所占据。《伊万·伊里奇之死》和《克勒策奏鸣曲》两部小说集中反映的都是内心的悲剧；而《克勒策奏鸣曲》更是悲剧主人公的自述。

写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六年间的《伊万·伊里奇之死》，是令法国读者最感动的作品之一。我在写这本托尔斯泰的传记时，开篇就记述了我如何亲眼见到哪些人被这部作品所感动，连法国外省那些平时不太关注艺术的资产阶级读者也被感动了。这是因为，这部作品描写了这帮中产阶级中的一个人物，描写得非常真切，让他们简直可以对号入座。伊万·伊里奇是个规矩的公务员，不信教，无理想，整天埋头工作，好像一个没有思想的机器人，临死时，他才发现自己虚度了一生，不由感到惊恐不已。他是一八八〇年欧洲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他会读左拉的作品，会去听萨拉·伯恩哈特的演唱会，虽然无任何信仰，却也不是反宗教人士，因为这个资产阶级从来就不去想什么信仰或不信仰，他们不愿为这耗费心思。

《伊万·伊里奇之死》对人世，尤其是对婚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极尽尖酸刻薄、嬉笑怒骂之能事，从而为一系列的新作品拉开了序幕；也预告了他在《克勒策奏鸣曲》和《复活》中将会有更加粗暴的描写。

这本书描绘了一场可笑的悲凉的空虚人生，而这样的人生还不计其数。每个人都抱有狂妄的野心，满足了可怜的虚荣心，却又感到没意思，“总是与自己的妻子单独过夜”，工作上的烦恼，幻想着真正的幸福，最多也就是玩玩牌。这种荒唐的人生，却因一个更为荒唐的理由而失去了。有一天爬上梯子想给客厅的窗挂上窗帘，却摔了下来。

原来，一切都是欺骗，生活的欺骗，疾病的欺骗。只顾自己身体健康的医生的欺骗，厌恶了他的疾病的家人的欺骗，盘算着丈夫死后自己的退路却又装出一副忠贞模样的妻子的欺骗。唯有富于同情心的仆人不欺骗他，没有对那个垂死者隐瞒病情，跟那些欺骗他的人斗争，同时，还非常友爱地照料着他。

伊万·伊里奇“对自己满心怜悯”，他感觉到了自己的孤独，感觉到了众人的自私。他异常痛苦，直到那一天，他发现自己过去的生活就是一个谎言，并发现他其实可以修补这个谎言。于是，一切都清晰明朗起来，可是，这时离他死去只有一个小时了。他心里不再有他自己，而只是想着他的家人，为他们感到可怜，他感觉到自己应该死去，这才能让他们摆脱自己。

《克勒策奏鸣曲》是一部残酷的作品，矛头直指社会，就像一头受伤的野兽，因自己所遭受的苦痛而发疯般寻找报仇对象。出于主人公这个人物形象表现的需要，他的表达方式是粗野的，是极其激烈的肉欲描绘，淋漓尽致地描绘了一个骄奢淫逸之徒。与此相对照的，是极端的禁欲主义和对情欲的憎恨与恐惧，就像饱受肉欲煎熬的中世纪僧侣，对生活充满了的诅咒。由严密的逻辑推致的境地，连他自己都感到大惊失色：书写成后，他自己都不敢接受那种结论，但又由不得不信，不得不接受。

如果就强烈的表达效果、集中迸发的激情、鲜明的视觉冲击和圆满成熟的艺术形式而言，托尔斯泰没有任何别的着作能与《克勒策奏鸣曲》相比。

这个书名实在有些文不对题，容易让人对书的内容产生误解，所以有必要就它作个解释。其实，音乐在这本书里的作用是次要的。就算删掉“奏鸣曲”这几个字，书的内容也不会有任何改变。音乐和爱情都具有使人堕落的力量，托尔斯泰念念不忘这两个问题，但他错误地把它们混为一体。关于音乐的魔力，有必要另作文章去阐述，托尔斯泰在这本书中给它的份量并不足以证明他所揭示的危险。关于托尔斯坦对音乐的态度这个问题，我想大家都不会很了解，所以我必须稍微多说几句。

第26章托尔斯泰传(9)

他绝非完全不喜欢音乐。人总害怕自己喜爱的东西。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他的《童年时代》和《夫妇的幸福》，想想音乐的回忆在其中所占的分量，《幸福的夫妻》中，从春季到秋季，爱情都是在贝多芬的《幸福的夫妻》中展现的。大家也不妨再回忆一下，涅赫留多夫和小彼加在临死前的那个夜晚，他们心中所听到的那些美妙的交响乐。

不能否认，托尔斯泰并不精通音乐，可是音乐总会让他感动得落泪。

在他的某一个人生阶段，他还曾十分热衷于音乐活动，一八五八年，他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音乐协会，这就是后来的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前身。

他的妹夫别尔斯在《关于托尔斯泰的回忆》中这样说：“他非常喜欢音乐，喜欢在工作之前弹一阵钢琴。他尤其喜欢古典大师的作品，也许他总能从中获得灵感。他喜欢我妹妹的歌喉，爱为她伴奏。我发现，他在听音乐时，经常会脸色泛白，并且会带有一丝难以觉察的怪相，这可能是音乐引起了他的恐惧。”

这种恐惧就是震撼着他心灵深处、他自己也说不清的一种力量！

他觉得自己的意志、理智、人生的一切现实，都融入了这个音乐的世界里。再看看《战争与和平》第一卷中的那个场面：尼古拉·罗斯托夫刚赌输了钱，灰心丧气地回到家里，他听到妹妹娜塔莎在唱歌，歌声使他把一切都忘了。

尼古拉没有杀人，也没有盗抢犯罪，音乐对他来说只可以带来片刻的沉醉。可是，对娜塔莎来说，她却在其中迷失了自我。晚上在歌剧院看完演出之后，“这艺术的狂乱而奇异的世界，远远地离开了现实，善与恶交织着，荒诞与理性纠缠着”，听着阿纳托里·库拉金的倾诉，她感到意乱情迷，竟然答应跟着他私奔。

托尔斯泰越老就越害怕音乐。一个叫奥尔巴赫的人对他有所影响。

一八六〇年，托尔斯泰在德累斯顿与他见过面，这个人无疑让他增加了对音乐的偏见。“他谈起音乐来就像是在谈一种荒淫的享乐似的。

在他看来，音乐是一种使人滑向堕落的东西。”

卡米尔·贝莱格先生问，为什么他放着那么多颓废的音乐家不选，却偏偏就选中了最清纯和圣洁的贝多芬呢？那是因为，贝多芬是最棒的，托尔斯泰以前喜欢他，并且一直都喜欢他。他最早期的作品《童年时代》的回忆跟《悲怆奏鸣曲》相关联；在《复活》的结局部分，当涅赫留多夫听到演奏c小调交响曲的行板时，泪水止不住地要流出来，“他在为自己感到悲叹”。

但是，在《艺术论》中，我们读到托尔斯泰用“聋子贝多芬的病态作品”来表述时，会多么恼怒他。而且，早在一八七六年，柴可夫斯基就非常讨厌他“总是要诋毁贝多芬，让别人也要怀疑他的天才”，并因此逐渐冷却了对托尔斯泰的崇敬之情。

《克勒策奏鸣曲》使我们看出，他为什么如此激烈地、不公平地看待贝多芬。托尔斯泰指责贝多芬的什么？指责他太强有力了。托尔斯泰跟歌德一样，在听c小调交响曲时，深受震撼，竟心生怒火，斥责音乐大师用乐曲控制了他的意志，他说：

“这音乐，立即把我带到乐曲作者的精神世界去了……就像在中国，音乐本应属于国家的事。任意一个什么人就能拥有如此可怕的催眠力量，我们对此难以容忍……这些曲子，只允许在某些重要场合演奏……”

尽管他气愤，但是，他仍然被贝多芬音乐的力量所折服，他自己也承认，这种力量确实能使人心灵得到净化，使人变得高尚起来。

但托尔斯泰忘了一点：大多数听音乐或创作音乐的人，他们的生命其实是庸常或贫乏的。音乐对那些感觉迟钝的人不构成危险。歌剧院演出《莎乐美》时，一般的观众绝对不会受到那种病态情感的感染。

只有如托尔斯泰那种感情和生活异常丰富的人，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事实如此，虽然托尔斯泰对贝多芬的态度太不公平，但是，从对贝多芬的音乐的感受而言，他比今天崇拜贝多芬的一部分人要深刻得多。起码，他了解“老聋子”艺术中那汹涌澎湃的疯狂的激情和强有力的粗犷之气，今天的演奏者和乐队却理解不了这一点。对贝多芬来说，相对于他的崇拜者对他的爱，他也许更满意托尔斯泰对他的恨。

十五

《复活》距《克勒策奏鸣曲》有十年之久。这是他日益专心于布道的十年。

《复活》可以说是托尔斯泰的艺术遗嘱。就像《战争与和平》是他成熟时期的辉煌的光芒，他的暮年也被《复活》的光芒所笼罩。这可以称得上是最后的高峰，也许是最高的高峰，峰顶高不可见地隐没在云端。

托尔斯泰已经老了，他端详着这个世界和他的人生、审视着他过去的错误、他的信仰以及他那高贵的愤怒。他在高处看着它们。这跟他以往的作品中所表述的思想是一样的，同样是反对虚伪的战斗；但如同在《战争与和平》中那样，艺术家的精神凌驾于他的主题之上；在《克勒策奏鸣曲》和《伊万·伊里奇之死》的阴沉嘲讽和不安的心灵中，注入了一种宗教的明净，那是从他内心世界确切反映出来的一种明净。有时，他甚至称得上是基督教的歌德。

我们发现，在这部作品中，具有他最后阶段的着作中强调的所有艺术特征，尤其是叙述的凝炼，这部长篇小说比短篇小说更要显得突出。观察越来越清晰明了，用全然无情的写实手法表现出了人身上的兽性：“人天生的恶——兽性，越是未被发现，越是被所谓诗意的外表掩盖住了，就越是可怕。”沙龙里的交谈，只不过是满足身体的需要：“需要借着舌头和喉咙的肌肉的运动来促进消化。”

他对所有人进行冷峻而深刻的观察，连漂亮的科尔夏金也逃不过他的眼睛：“她的肘骨尖锐地突出着，大拇指指甲很宽大，而袒胸露背的模样也使涅赫留多夫感到羞愧和厌恶”；女主人公玛斯洛娃同样没能逃脱，她的堕落暴露无遗：未老先衰，言辞下流，放荡的笑声充满挑逗意味，满身酒气，涨得通红的脸。对细节的描写跟自然主义作家一般粗野，诸如女人蜷缩在垃圾箱上，与人聊天。诗意的想像、青春的气息全都消失，只是初恋的回忆还在我们心中唤起一种音乐的旋律。公鸡在夜间打鸣，结冰的河面，冰块像玻璃杯破碎般迸裂，发出噼啪的声音，屋外的年轻人透过窗玻璃偷窥着一个少女，少女看不见他，她坐在桌旁，小油灯火光颤动，卡秋莎脸带微笑在幻想着。

抒情在这部书里没有占据什么位置。他的艺术手法更加趋于客观，与他本人的生活距离更大了。他在这里探究的是罪恶的世界与革命的世界，这些于他来说都是陌生的，他只是凭着一种自发的同情努力闯进去。他还承认，他所仔细观察的革命者们，之前他无法克服对他们的厌恶感。而他观察得如此真切，就像一面毫无瑕疵的镜子照出来的一样，实在令人赞叹。

典型的人物多么丰富，细节的描写多么精确！不管卑鄙龌龊还是操守美德，一切都以智慧的平静和博爱的胸襟去对待，态度既不严苛又不姑息……身陷囹圄的女人们可悲可叹，她们相互间竟无同情心；但是艺术家如同仁慈的上帝：他看到了每一个女人的内心，看到了她们卑贱之下隐藏的无奈，看到了她们可耻的面具下哭泣的脸庞。

玛斯洛娃那卑微下贱的心灵中，渐渐闪现出一道纯洁而苍白的光亮，最后，成为一种牺牲的光照亮着她，这种光亮美得动人，就像一束阳光改变了伦勃朗画中的卑贱。哪怕面对刽子手，也从不声色俱厉。

“主啊，宽恕他们吧，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然而，糟糕的是，他们是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的，他们感到愧疚，却又不能拒绝。

最后，书中流露出沉重的宿命感，它同时压在受苦的人和让他人受苦的人的身上。譬如那个典狱长：这个人天生就富有仁慈心，他腻烦了自己的狱吏生活，他那个身体虚弱的、面色苍白、眼圈发黑的女儿，翻来覆去总是练习弹奏李斯特的一首狂想曲，这也使他厌烦透顶；譬如那位西伯利亚的城市总督，他聪明、善良，他按自己的意愿干的是好事情，却总是迫于压力不得不做一些坏事，为了逃避这两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三十五年来他都是借酒浇愁，可是，他哪怕喝醉了酒，也能控制住自己从不失态；更有一些家庭和睦之人，由于职业使然，变得对别人冷漠无情。

而主人公涅赫留多夫的性格，是唯一有失客观和真实的性格，这是因为托尔斯泰把自己的思想主观地加在了他身上。《战争与和平》

和《安娜·卡列尼娜》中，最有名的典型人物已有好几位的性格特点都有缺陷或危险，如安德烈亲王、皮埃尔·别祖霍夫、列文等，不过，他们的缺点都不算太严重，因为以这些人物的地位和年龄，他们的思想状况与托尔斯泰的思想状况更为接近。不像在这儿，作者将他自己这位老人的超脱的灵魂安放在一个三十五岁的放荡之人的身体上。

我绝对无意质疑涅赫留多夫精神危机的真实性或突发性。这位阔绰富有受人爱戴的亲王，正打算迎娶一个爱他而他也喜欢的漂亮姑娘，可是突然间，他决定要娶一个妓女，他抛弃了他的一切，他的财富、地位和朋友，这一切竟是为了给自己的从前赎罪。他的这种冲动坚定不移地持续了好几个月，一切考验他都经受住了，他欲娶为妻的那个女人，还是过着放荡的生活，就算他知道这些，也丝毫没有改变主意。

这其中有着一种圣洁，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它进行了心理分析，使我们能够从潜意识、从主人公们的机体之中看到根源。但涅赫留多夫并无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主人公气质。他不过是托尔斯笔下通常出现的一个人物，普普通通、碌碌无为、身体健全的一个典型人物。事实上，我们能感觉到：一个很现实的人物与原应属于另一个人的精神危机矛盾地并存着，当然，这另一个人就是托尔斯泰老人。

在这本书的结尾部分也给人同样分裂的印象。严格写实的第三部分，有一个《福音书》式的结论并存着，这属于个人信仰的行为，并不符合被观察的生活的逻辑，这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托尔斯泰强行在自己的写实主义当中夹入宗教，这已不是第一次，可是在他以往的作品中，这两种元素较好地相融。而在这本书中，它们并立存在，不相交融。由于托尔斯泰的一切信仰都更远离实际，而他的写实主义却更是自由而尖锐，所以二者的反差则尤为强烈。这不是因为疲乏，而是年岁使然，所以在逻辑叙述上略显僵硬。宗教的结论并非是作品自然发展的结论。我深信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坚决肯定的，但他那自相矛盾的本质——艺术家的真理与信仰者的真理，在作品中也没能很好地融合。

总之，《复活》尽管没有他年轻时的作品那般和谐与完美，尽管就我来说我更加喜欢《战争与和平》，可它仍然可以说是一部最真实的赞美人类的同情心的美丽诗篇。与其他作品相比，这里更能让人清晰地看到托尔斯泰明亮的目光和深邃的淡灰色的眼睛，“那目光可以穿透人们的心灵”，在每个人的心灵中都找到上帝。

十六

托尔斯泰从来没有放弃艺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即使真有这样的念头，也不能放弃自己赖以生存的支柱。从宗教出发，他可以放弃发表作品，可是，他无法放弃写作。托尔斯泰从未中断过艺术创作。

据在他晚年拜望过他的保罗·布瓦耶说，他一边创作布道的或论战的作品，一边进行文艺作品的创作，这两类创作交替进行。他总在写完一本什么社会论着后，诸如《告统治者书》或《告被统治者书》，接着他就会再写一本他给自己讲述的美丽故事，如《哈吉·穆拉特》，这部歌颂高加索战争和山民反抗斯卡米尔统治的作品，堪称是一部壮丽的史诗。艺术是他的消遣和乐趣，——但也许也是一种他用以炫耀的虚荣。

他收集了很多名家对真理和人生的论述，编成了《每日必读文选》

一书，这说得上是关于世界观的文集，一九〇〇年以后，他编写的纯艺术性的作品也就只刊印了这一部，此外的作品都只是手稿。

相反的，而他创作的论战和布道的作品，他倒是果敢而热情地将它们投入了社会大战中。从一九〇〇年到一九一〇年，他几乎全力以赴。那时候，俄罗斯正承受着一个巨大的危机，沙皇帝国一时间似乎就要垮掉了。俄日战争、战后的损失、革命骚乱、陆军和海军兵变、大屠杀、农民起义等等，好像“世纪末”要到来了。一九〇四年到一九〇五年，这应该是危机到了顶峰的时候，就是在这几年，托尔斯泰发表了一系列有着巨大影响的作品，如《战争与革命》、《大罪恶》、《世纪末》。这最后的十年中，不论在俄国还是在全世界，他都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孤军奋战，既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不倾向于任何一个国家，他脱离了开除他教籍的教会。

他执着的信仰，使他“要么离开他人，要么离开真理：必须在二者之间做出选择”。他记起一句俄罗斯谚语：“老人说谎无异于富人偷盗。”他选择宣示真理，所以他离开了众人。他要告诉大众一个完整的真理。

这位与谎言誓不两立的老人，坚持不懈地抨击一切宗教和社会迷信，一切被人盲目崇拜的偶像。他现在不屑于攻击暴政、迫害异己的教会、沙皇的贵族统治了，因为现在大众都在向这些扔石头，大家都明白了这一切，就不那么可怕了，这一切都骗不了大家，他反而可以手下留情了。

旧的谎言早已暴露，托尔斯泰又把批判揭露的矛头指向了新的谎言。他抨击的不再是专制，而是对自由的浪漫幻想，这就是他最不能原谅的新的谎言。但我们弄不清楚，在新偶像的信徒中，他最恨的是社会党人还是自由党人。

他早年以军官的身份参加塞瓦斯托波尔战役时，以及与彼得堡的文人圈子交往时，他就已经开始反感和厌恶自由党人了。这也是他与屠格涅夫一度失和的一个原因。

在《安娜·卡列尼娜》一书中，他这种对自由党人不屑一顾的态度从各个角度都表现了出来，比如，对于外省民众的教育事业和关于改革的议事日程，列文拒绝参与。

而且，对于自由党人任意使用“民众，民众的意愿……”等词句，托尔斯泰感到非常气愤。哼！他们了解民众吗？他们知道什么是民众吗？

尤其在自由运动似乎立即就要成功，并筹备召开杜马大会时，托尔斯泰对立宪思想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他以鄙夷不屑的态度远离自由主义；而对社会主义，他尤为憎恶，他认为，自由的谎言与科学的谎言共同构成了社会主义。它不是说自己是在某种经济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吗？不是说这种经济学内在的绝对规律就是世界进步的规律吗？

革命的知识分子和理论家让他憎恨，他们是迂腐有害的学究，灵魂骄傲而僵化，他们不爱人类，只爱自己的思想。

而且，还是一些低级的思想。

“社会主义的目标只不过是让人类的低级的需求——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然而，就算是这样的一个目标，按它所提倡的办法也无法实现。”

从总的来说，它没有爱，有的只是对压迫者的恨，“对富裕阶层的优越生活的妒忌”以及“追逐臭肉的苍蝇似的贪婪”。要是社会主义胜利了，世界将出现很可怕的景象。

第27章托尔斯泰传(10)

托尔斯泰这样攻击自由党人和社会主义者，绝对不是为了让贵族阶级乘虚而入。恰好相反，他是为了在消灭了队伍中危险的捣乱分子后，让新旧两个世界的战斗全面展开。因为他也是相信革命的，不过他的革命和革命者们的迥然不同，就像是中世纪的神秘主义信徒的革命，期待着未来由圣灵来统治。《世纪末》一书中，他这样说：

“我认为这时候开始的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为了这场革命，基督世界已经酝酿了两千年。在这场革命里，真正的基督教将要替代腐朽的基督教和它衍生的统治制度，建立一个人人自由、平等的基础，这正是一切有良知的人所渴望的。”

这位预言家选择什么时刻来宣告幸福与爱的******？他选择了俄罗斯最黑暗的时刻，灾难和耻辱的时刻。创造性的信仰具有多么崇高的能量！周围的一切都是光明的，即使黑夜也能照见。在死亡中，在满是战争的灾难中，在俄军的溃败中，在可怕的无政府主义和血腥的阶级斗争中，托尔斯泰看到了新生的信号。从日军的胜利中，他梦想的逻辑得出了这样一个惊人的结论，俄国应该不参与任何战争，因为在战争中，非基督教民族与“跨越了被奴役的屈从阶段”的基督教民众相比，占有莫大的优势。那么，他的人民是不是就该退让？不是的，这是伟大的骄傲。俄国必须抛却一切战争，因为它要完成“伟大的革命”。

这个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布道者，暴力的死敌，竟在无意中预言了共产主义革命！

“一九〇五年的革命，将把人类从野蛮的压迫中解救出来，这场革命应当在俄国爆发。它开始了。”

上帝的这个选民为什么由俄罗斯来担当呢？因为新的革命首先应弥补“大罪”：富人垄断土地，上千万人过着奴隶般的生活，而且是最残忍的奴隶生活。因为，对于这个不公平的体会，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有俄罗斯人民那般深。

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是：在全世界来说，俄罗斯人民最能领悟到基督教的真谛，那即将到来的革命必须以基督的名义，实现博爱的法则。可是，如果不遵循不抗恶的原则，这个博爱的法则就无法实现。

恰好，这种不抵抗主义就是俄罗斯人民的一个主要特点。

这是自愿的忍辱负重，与自甘下贱的服从有天壤之别。

“能做到忍辱负重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甚至不应该在忍受屈辱的同时对暴力进行斗争，但是他也不能承认暴力的合法性，不能服从于暴力。”

托尔斯泰写下这一段话时，他正异常激动。在一个民族那种英勇的不抵抗主义下，出现了最悲壮的榜样，他正对此激动不已。这就是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二日，教士加蓬带领着手无寸铁的民众在彼得堡示威，他们任由军队枪杀镇压，没有一声仇恨的呼喊，没一个自卫的动作。

长期以来，在俄罗斯，人称为“皈依者”的老信徒尽管备受迫害，仍顽强地对政权采取不服从态度，拒绝承认它的合法性。日俄战争的灾难后，这种思想迅速地在农民中蔓延开来。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拒绝服兵役，他们受到的压迫越是残酷，反抗就越是强烈。这样的消极反抗，各地方都在进行着，即使他们并没有受到托尔斯泰的影响，例如一八九八年开始消极抵抗的高加素的杜霍博尔人，一九〇五年前后开始消极抵抗的古里的格鲁吉亚人。这些运动对托尔斯泰的影响远远超过托尔斯泰对它们的影响，而他作品的意义就是在于，他发出的呼声属于古老的俄罗斯民族的呼声，不管高尔基之类的革命派作家们如何说，都得承认这点。

对于那些“因为他的言论或作品的启发而痛苦的人”，他请求他们宽恕他。拒绝服兵役是他们个人的决定，并不是他怂恿的。

对于犹豫不决的人，他认为这是不成熟的表现，他会劝说对方服兵役，因为“多一个军人总好过多一个伪君子或者叛徒，勉强自己去做做不到的事，那就是伪君子，就是叛徒”。他非常怀疑逃避兵役的贡恰连科的决心。他担心“这个年轻人并不是因为对上帝的爱而做此决定，他不过出于自尊心和虚荣心的驱使”。他写信给杜霍博尔人，叫他们不要因骄傲和顾忌人言而固执地拒绝服从，他们只应当“基督精神在他们心中扎根时才坚持，因为此时他们才能够在痛苦中体味幸福”。

不管什么情况下，他都请求那些遭受迫害的人，“不管怎么样，都应该保持对迫害他们的人的爱”。就像他在一封给朋友的信中说的，必须爱残忍的希律王：

这种神圣的、纯洁的、热烈的、永不熄灭的爱，最终将会让人们超越《福音书》上所说的：“要爱你的邻人，就像爱你自己”，毕竟这还带着一种自私的味道！

按某些人的说法，就是这种爱过于广博，自私被清理得一干二净，爱将变得空泛！可是，还有谁会比托尔斯泰更厌恶“抽象的爱”？

“今天最大的罪恶就是抽象地去爱人类，对相隔甚远之人的泛泛之爱……爱我们所不认识的并且永远都不可能遇上的人，这太容易了！

不需要做任何牺牲。同时还可以对自己十分满意！这是自欺欺人。不能，一定得爱你的亲人——爱跟你一起生活又对你带来妨碍的人。”

大多数研究托尔斯泰的着作，都认为托尔斯泰的哲学和信仰并不新颖。确实，他的思想太美，是永恒的美，不可能如时下流行的新鲜东西……也有一些人说他的哲学与信仰如同《福音书》，是乌托邦式的。预言家就是乌托邦，他在尘世就是永恒。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景象，既然我们发现最后一位预言家已经来到我们中间，既然我们最伟大的艺术家额头戴上了光环，我觉得，这对世界而言，是一件比添加了一种宗教或新的哲学更新颖、更重要的事。只有眼睛瞎了的人，才看不到这颗伟大心灵的奇迹，因为在这个由于仇恨而使社会一片血腥的时代，他是人类博爱的代表！

十七

在人类永远的记忆里，他有一个固定的模样：宽阔的脑门儿上深刻着一道双重皱纹，雪白的眉毛异常浓密，一把长老似的胡须，很容易就能使人想起第戎的摩西像。脸庞因为苍老了，变得温和而慈祥；脸上犹存病痛、忧伤、慈爱的痕迹。从二十岁近乎兽性的粗野、塞瓦斯托波尔当兵时的呆板严肃，到后来的他有了多么大的变化啊！可是，唯一没变的是那双清亮的眼睛，还是那么深邃敏锐、坦率真诚，显得毫无城府，却又洞察秋毫。

在他去世的九年前，于一九〇一年四月十七日，他在回复圣教会议的信中写道：

“幸好我有我的信仰，它使我生活在平和与欢乐之中，并能在平和与欢乐中走向死亡。”

看到这句话，我想起一句古谚语：“对于任何一个人，我们不该在他死前称之为幸福的人。”

他当时自感得意的那份平和与欢乐，是否忠实地与他相伴？

一九〇五年“伟大革命”的希望破灭了。依然是黑暗重重，期待的光明并未见到。革命的动荡过去，随之而来的是精疲力竭。过去的不公平丝毫没有改变，要说有何改变，只有贫困变得更严重了。

早在一九〇六年，托尔斯泰对于俄罗斯的斯拉夫民族的历史使命就已失去信心。在他的顽强信仰的支持下，他开始将目光放到远处的其他民族身上，从中寻找可以担负这一使命的民族。他考虑到了“伟大而智慧的中国人民”。他认为“那种自由对于西方民族来说已经永远丧失了，而东方民族正在被召唤，担负起寻回它的使命”；而人类的转变，将在“道”这条永恒规律的道路上，由中国人领导亚洲人来完成，不过，他很快就失望了，老子和孔子的中国已经否定了自己从前的智慧，就像早在它之前就已经这么做的日本一样，他们都已效仿欧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