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的改革，都得有后台，有“护身符”，才有一点成效。商鞅变法，王安石改革，康有为维新，都有君主做靠山；一旦靠山没有了，便死的死，免的免，逃的逃，没有好下场。

这种惯例似乎也传到现在。譬如，步鑫生的改革，倘若没有县二轻局领导撑腰，他纵有三头六臂，海盐衬衫厂也难有今日的局面，许昌力东厂厂长靳善增，因为得罪了市里某些领导，就成了二百四十五天的“短命厂长”，改革措施亦随之夭折：直到省委、地委出面干预，“短命厂长”才得以“东山再起”。

封建时代，改革要有后台，那是因为“人治”的结果；今天仍需后台，则说明我们的“法治”还不健全，“人治”还有相当大的市场。社会主义的法律本当是保护好人好事，打击坏人坏事的，但有时却被某些人弄颠倒了。譬如在打击经济领域里的严重犯罪活动的斗争中，就错误地打击了一些经济改革者和带头先富起来的人。四川有个农民，个人承包了一个濒临倒闭的公社铁厂，几年功夫，使国家、集体、个人都得到好处，成了县劳动模范。不料转眼却被抓捕判刑。至于那些因改革触犯了旧的规章制度而受到各种处罚的，则更是不在少数的了。

试看今日的改革者，何其艰难，许多人要担很大的风险。有的被迫“立军令状”，只准成功、不许失败；有的甚至还要冒杀头坐牢的危险。相反，那些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求进取的人，却安然如泰山；那些反对改革的势力，还借着维护“原则”、“规章”的名义，领功受赏。这是怎样的是非颠倒。

社会主义的法制，应当成为改革者的“护身符”，为改革开绿灯。似乎应当有这样的总法规：改革无罪，允许失败；反对、打击、迫害改革有罪。不然。纵有党中央致力改革的英明决策，改革亦将困难重重，倍加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