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想遮住这个案子,把它压下去,”我说,“我得谨慎行事。格雷里的背后是座金山,而在这个城市里谁有钱谁就是法律。你看警察多奇怪,在处理这个案子的时候不收集情况,不在报纸上登消息,不许清清白白的陌生人卷入进来,哪怕他能提供被证明是很重要的细小的线索。除了让我保持沉默和警告我别插手以外,他们什么也不透露,我一点也不喜欢这种情形。”
“你脸上还有些口红印没擦干净。”安·赖尔登说,“我只是提提那个心理医生罢了。好了,再见,很高兴能认识你——从某种程度上说。”
她随即发动了车子,拉起操纵杆,绝尘而去。
我看着她离去。当车子在视野中消失之后,我又朝街对面看过去。从那辆车身上漆着“湾城婴儿服务”这几个字的卡车里下来的那个男人,正从房子的侧门走出来,他的制服雪白坚挺,连我看着都觉得自己感染了那份洁净。他拿着一个纸盒钻进车里,开车走了。
我想他可能刚刚给人换了一块尿布。
我上了我的车,开车前看了看手表,这时已经快五点了。
那苏格兰威士忌酒,像所有的苏格兰威士忌酒一样好,一路陪着我回到好莱坞,这一路我闯了一个又一个红灯。
“她是个好女孩,”我在车里大声告诉自己,“对喜欢好女孩的男人来说。”没人回答我,“但我不是那种男人。”我说,也没人回答我。“十点在贝维迪夜总会。”我说。有人回答道:“啐!”
那好像是我自己的声音。
差一刻六点时我回到了办公室。整栋大楼静悄悄的,隔壁的打字机也停止工作了。我点燃烟斗,坐下来等着。
未知
那个印第安人的身上有一股臭味。当门铃响起来的时候,我打开中间的门去看是谁,就马上闻到了飘散在接待室中他身上的肮脏味。他像一尊铜像似的站在开向走廊的门边,上半身异常魁梧,胸膛厚实,看上去就像一个流浪汉。
他穿着一套咖啡色西装,上衣在肩膀处太小,裤腰也显得很紧。他的帽子至少比他头的尺码小两号,上面汗渍斑斑,看起来像是戴着比他更合适的别的人很随意地弄上去的。那顶帽子勉强地架在他头顶最高的地方。他的衣领像马缰一样勒得紧紧的,颜色也是马缰那种脏兮兮的棕色。他的西装被规规矩矩地扣了起来,一条黑色领带却跑到衣服外面来了。至于那领带也不知道是怎么系的,领结勒紧到像豌豆那么小。在那脏衣领上方的粗脖子上,他又系了一条黑色缎带,就好像一个老女人仍费尽心思修饰她的脖子。
他长着一张大扁脸,那个又高又宽的鼻子看起来就像舰艇的舰头一样坚硬。他的眼睛简直没有眼睑,两颊往下耷拉。他的肩膀魁梧如铁匠,两条腿像猩猩一样又短又笨拙,我后来才发现它们只是短而已。
如果他稍微梳洗一下,再换上一身白袍子,倒满像古罗马时代邪恶的元老院议员。
他身上的臭味并不是城市里的那种浊臭,而是一种原始人的泥土味儿。
“嘿,”他说,“快点走,现在就走。”
我走回办公室,朝他勾了一下手指,他跟在后面进来了。他走起路来悄然无声,像苍蝇趴在墙上一样。我坐在桌后的转椅上,把椅子转得吱嘎响,摆出一副很职业化的样子,又向他指了指顾客坐的那张椅子。他没有坐下来,那双小小的黑眼睛不太友善。
“去哪里?”我说。
“嘿,我叫普兰廷第二,我是好莱坞印第安人。”
“请坐,普兰廷先生。”
他冷冷地哼了一声,鼻孔张得很大,那鼻孔本来就大得可以钻进老鼠了。
“我叫普兰廷第二,不是什么普兰廷先生!”
“有什么我能为你效劳的地方?”
他提高嗓门,从胸膛中发出一连串像吟唱一样的洪亮声音。“他说快点来,大白人爸爸说快点来。他让我快用像火一样的大战车带你来。他说——”
“噢,省省你那些蹩脚的拉丁文,”我说,“我又不是参加祭神跳蛇舞的学校女老师。”
“疯子!”那个印第安人说。
我们隔着桌子互相嘲弄了对方好一会儿,在这方面他表现得比我更出色。然后,他表情厌恶地拿下帽子,将它翻转朝上。他的一个手指沿着防汗帽圈转了一下,整个防汗帽圈就露出来了,看上去那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防汗帽圈。他从帽子的边缘处拿下一个回纹夹,取出一个用面巾纸包着的小包,将它丢到桌子上。然后,他用指甲被啃得乱七八糟的手指生气地指了指那个纸包。他的直发顶部这时露出一圈凹纹,那是因为帽子太紧了。
我打开纸包,看到了躺在里面的一张名片。这名片我太熟悉了,那三根俄国香烟的过滤嘴里也有一式一样的三张。
我把玩着烟斗,用力瞪着印第安人,想让他有所屈服,但他镇定得像一面墙。
“好了,他想怎样?”
“他要你快去。现在就去,用火快——”
“疯子!”我说。
那印第安人好像很欢喜我说这话。他慢慢闭上嘴巴,严肃地眨着一只眼睛,然后又几乎要笑了。
“他还得付我一百元作为预聘费。”我加了一句,尽量把一百元说得像五分钱。
“什么?”他疑心又起,语言回归到最基本的英文。
“一百元!”我说,“上面印有人像的钞票,一张一张数到一百张。没钱,我不去,懂吗?”我开始用双手手指数数目。
“嗬,摆起架子来了。”印第安人嘲讽地说。
他又在那顶脏帽子里边找了找,一会儿后又丢出一个纸包在桌上。我把它展开,里面是一张簇新的百元大钞。
印第安人把帽子戴回头上,并没有把帽子的边沿儿卷回去,这样他的样子就显得更加滑稽了。我坐在那儿盯着那张百元大钞,嘴巴张开了。
“心理医生是对的,”我终于说,“我很害怕这么聪明的人。”
“没有那么多时间等。”印第安人用会话的语言说。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支称为“超级竞赛”的点三八口径的柯尔特自动手枪。去见卢因·洛克里奇·格雷里太太的时候,我没带这支枪。我脱下外套,套上皮枪套,把枪塞进去,然后再穿上外套。
印第安人看着这一切,简直像是看到我挠脖子痒那样无动于衷。
“我有车,”他说,“大车。”
“我不再喜欢大车了,”我说,“我自己有车。”
“你坐我的车!”印第安人要挟地说。
“我坐你的车。”我说。
我锁好办公桌的抽屉,锁上办公室的门,关了门铃开关,照样没有锁接待室的门。
我们一同沿着走廊走向电梯,印第安人身上的肮脏气味连电梯工都注意到了。
未知
那辆车子是一辆订制的七人座大轿车,车身是深蓝色,型号是帕卡德最新型,是那种你得戴着你的珍珠项链坐的车。车子停在一个消防栓旁边,开车的是个黑黑的外国人模样的司机,他的脸仿佛是一块被雕刻过的木头。车里套着灰色针织椅套。印第安人要我单独坐后座。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觉得自己像一具高级死尸,正被一个很有品位的殡仪馆工作人员随意地摆弄。
印第安人坐到了驾驶座旁。车子在道路中央猛地横打方向盘掉头。街对面的一个警察喊了一声“喂”,声音轻得像不是真的在喊,然后他就赶快弯腰假装系鞋带了。
我们朝西驶去,转进日落大道,车子安安静静地向前飞驰。印第安人坐在司机旁边一动也不动,可是他身上的那种气味偶尔还是会飘到后座来。司机看起来则像睡着了似的,不过他飞速超过了大男孩们开着的敞篷跑车,仿佛他们的车子只是被拖着行驶而已。他们一路为他大开绿灯,有些司机总能一路碰到绿灯,一个也不会漏掉。
我们沿着弯曲的日落大道行驶了一两英里,经过了有明星名字招牌的古董店,一些布满钩针花边和古董的橱窗,还有那些拥有知名厨师和聚赌房间,由帮派经营的亮晶晶的夜总会,那些乔治殖民时代的旧式建筑;经过了那些新式摩登建筑,里面的好莱坞皮条客有谈不完的生意;还经过了一家汽车餐厅,里面的小姐都穿着白色丝质上衣,戴着鼓乐队女指挥军帽,臀部以下只有发亮的结穗靴子。我们经过了这一切,转进了贝弗利山的车道。在我们的南面有一片灯光,各种颜色在无雾的夜晚显得异常清晰。我们又经过了北面那些隐在山上的豪宅,开过了整个贝弗利山,进入了弯曲的山间道路。这时,我突然感觉到了夜晚的凉意,还有从海面上吹来的阵阵海风。
下午还挺热的,但这时热气已全部散去了。我们飞快地经过了远处亮着灯的楼群和稍近的一连串灯火通明的豪宅,接着绕着一大片绿色的马球场和它旁边差不多大的一个练习场行驶了一段距离,然后往一个山顶驶去。这是一条陡峭的水泥路,路边有一个橘园,这一定是哪位有钱大爷的喜好,因为这里不是产橘的地方。渐渐地,那些百万富翁亮着灯的豪宅消失了,路也变得更窄了,这里就是斯蒂尔伍德高地。
鼠尾草的气味从峡谷中飘来,使我想起了一个没有月光的夜晚和一个死人。零零星星的灰泥房平平地嵌在山的另一边,活像一个个浮雕。然后就没有房子了,只有黑沉沉的山丘和天空中一两颗早亮的星星,还有那条窄窄的水泥路。水泥路的一边是深深的山谷,那里长满了栎树和常绿灌木。如果你停下车来静静等待,会听到鹌鹑的啼叫。路的另一边是自然形成的土坡,土坡的边缘上蹦出几朵顽强的野花,像不肯去睡觉的顽皮孩子一样。
接着,路又来了个急转弯,车子巨大的车胎刮过松动的石块。然后,车子爬上了一条长长的车道,引擎声也变大了一些。车道两旁长着野生的天竺葵。在这条车道的尽头,在山顶上,立着一栋孤独如灯塔的房子,看上去又像是筑在高山上的一个鹰巢,从里面隐隐约约透出灯光来。这是一栋用灰泥和玻璃砖砌成的房子,原始风格中夹杂着现代韵味,但并不难看。总体来说,一个心理医生在这儿挂牌开业可真不错,没有人会听得到这里的任何喊叫声。
车子在房子旁边停下来。这时,一扇黑门上的一盏灯被打开了,那门嵌在厚厚的墙壁中。那个印第安人嘟囔着爬出车外,打开后车门。司机用电子打火机点燃一根香烟,一阵浓烈的烟草味朝我轻轻地飘过来。我下了车。
我们走到那扇黑门旁,这时,门透着诡异慢慢地自动打开了。门后是通往屋子后面的一条窄窄的过道,玻璃砖墙闪闪发光。
印第安人大声喝道:“嘿,你进去吧,大人物!”
“你先走,普兰廷先生。”
他皱着眉头走了进去,门又在我们身后无声而神秘地关上了,就像它打开时的情形一样。在那条窄窄的过道的尽头,我们挤进一个小电梯。印第安人关上电梯门,按下一个按钮。电梯开始静静地上升,印第安人身上的气味充塞四周,我之前闻到的气味与此相比,简直不值一提。
电梯停下来,门打开了。我走了出去,外面是一个亮着灯光的塔楼房间,白天的最后一丝亮光正在渐渐隐去,显得有些依依不舍。这个房间四面都有窗户,我能看到远处的海水闪着亮光,夜幕在渐渐笼罩山陵。房间里没有窗户的地方是木板墙壁,地上是浅色的老式波斯地毯。房间里有一张会客桌,雕工精美,活像从老教堂里偷来的。桌子后面坐着一个女人,她朝着我微笑,那是一种干巴巴的、暗藏威胁的微笑。
她的头发平滑柔顺,被盘了起来。她的脸黑黑瘦瘦的,没什么神采,有些东方人的特征。她的耳朵上戴着色彩厚重斑斓的宝石耳环,手上戴了好几枚戒指,其中有一枚是月长石戒指,另有一枚是翡翠镶银的。那翡翠可能是真的宝石,但不知怎么的,戴在她的手上就像是从廉价商店里买来的手镯一样假。她的手干枯细瘦,皮肤显得很松弛,并不适合戴戒指。
她开始说话了,声音听起来很熟悉。“噢,马洛先生,你能来真好!阿姆托尔会很高兴的。”
我把印第安人给我的那张一百元钞票放在桌上,然后朝后一看,才发现他已经乘电梯下去了。
“对不起,我不能接受你们的好意。”
“阿姆托尔——想雇用你,不是吗?”她又笑了,嘴唇皱得像卫生纸一样。
“我想先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工作。”
她点点头,从桌后慢慢站起来。她穿着的那条裙子像美人鱼的皮一样紧紧地裹在身上。她摆动着身子,好像在展示她的好身材——如果你喜欢腰部以下的尺寸忽然大了四号的那种身材的话。
“跟我来。”
她在墙壁的一块镶板上按了一个按钮,一扇门无声地滑开了,门里面是乳白色的亮光。我进去以前,又看了一眼她的微笑,那微笑比埃及古国还要老。门又无声地关上了。
房间里没有半个人影。
房间是八角形的。黑色丝绒布幔从天花板上垂到地上,高高的黑色天花板可能也是丝绒的。在那块没有光泽的黑色地毯中央,有一张白色八角桌,小得只能容得下两双手臂放在上面。桌上还摆着一个装在黑色底座上的乳白色圆球,这便是光源,至于它是如何发光的,我一点也看不出来。桌子的两边各有一张小八角凳,形状和桌子相同,一面墙边也放了一张这样的凳子。整个房间没有窗户,什么也没有,空荡荡的。墙上甚至没有固定灯具的装置,我也没有看到这房间有其他的门。我回头去看进来时的那扇门,竟然也看不出它在哪里。
我在那儿站了大概五十秒钟,模模糊糊觉得自己被人监视着。可能哪里有个窥视孔吧,但我没发现,也没有费事去寻找。我听着自己的呼吸声。屋里安静得很,我几乎听得到气息呼出我的鼻子,那就像窗帘在轻轻地摩挲。
然后,在房间的另一边,一扇隐形的门滑开了,一个男人走了进来,门在他的身后又关上了。他径直走到桌子旁,低垂着头在一张八角凳上坐下来,伸出我一生中仅见的最美的手挥了挥。
“请坐,坐在我的对面。别抽烟也别紧张,尽量放轻松。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坐下来,放了一根香烟在嘴里,并没把它点燃,只是让它在嘴唇上转动。我仔细地打量他。他又瘦又高,身子直得像一根钢管。那一头我所见过的最漂亮的白发,就像是从丝绒中抽出来的细纱。他的皮肤细嫩得像玫瑰花瓣。他的年龄很难猜,三十五岁和六十五岁都有可能。他的头发直直地往后梳,侧面美得像大明星巴里摩尔。他的眉毛是乌黑的,和墙、天花板、地板的颜色一样。他的眼睛深不可测,有如梦游者的眼睛迷蒙而深不见底,给人的感觉又好像我曾经读到过的对一口井的描述:那口井在古堡中存在了九百年,你可以丢一粒石子进去,然后等待着,静静倾听。当你快要放弃等待,笑着准备转身离开时,突然,一个微弱的溅水声从井底传来。那声音是如此轻微、遥远,你简直难以相信有这么深的井存在。
他的眼睛就像那口井一样深沉,而且没有表情、没有灵魂,可以看着狮子将人撕裂而不为所动,也可以看着别人在烈日下被钉在木桩上嘶叫、眼皮被割掉而无动于衷。
他穿着一件双排扣黑色西装,剪裁精致得有如艺术家的手笔。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的手指。
“请别拘束,”他说,“这样我可以集中精力。”
“这样还会使冰块融化,使牛油变软,使猫咪喵喵叫。”我说。
他微微地笑了,那笑容几乎让人难以觉察出来。“我想你大老远跑来这里,不是为了东拉西扯的吧。”
“你好像忘了我是来干什么的。顺便告诉你,我把那一百元还给你的秘书了。或许你能记起来,我来这里,是为了一些香烟,装了大麻的俄国香烟,过滤嘴里卷着你的名片。”
“你希望弄明白那是怎么回事?”
“是啊,应该是我付你一张百元大钞才对。”
“那倒不必。答案很简单,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我不懂,这就是其中之一。”
有那么一会儿,我几乎相信他了。他的脸平静得像天使的翅膀。
“那么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一百元——还派个臭烘烘的印第安人和一辆车来接我?还有,那个印第安人身上为什么带着臭味?如果他是在为你工作,你难道不能让他洗个澡吗?”
“他是个自然媒介。他们这种人太稀有了——就像钻石一样。而且,他们也像钻石一样有时是在肮脏的地方被发现的。据我所知,你是个私家侦探吧?”
“是的。”
“我认为你是个很笨的人。你的样子很笨,你选了个笨职业,而你也是为了一个很笨的目的来到了这里。”
“我明白了,”我说,“我就是很笨,你强调几次后,这事儿真的刻骨铭心了。”
“我想我没必要再挽留你了。”
“你没挽留我,”我说,“是我在挽留你。我想知道那些名片为什么会出现在那些香烟里。”
他几乎让人难以觉察地耸耸肩。“谁都可能有我的名片,我也不会把大麻烟给我的朋友,你的问题实在太笨了。”
“不知道这是否能让事情变得明白一点:那些香烟是在一个廉价的中国或日本的仿玳瑁框烟盒中发现的。你见过这种烟盒吗?”
“没有,不记得见过。”
“那么我说得更明白一点吧,这个烟盒放在一个叫林赛·马里奥特的人的口袋里。你听说过他吗?”
他思索着。“是的,我曾经试着治疗过他惧怕摄影机的毛病。他那时想去演电影,不过那是浪费时间,因为电影界并不需要他。”
“这我可以猜到,”我说,“他拍起电影来大概会像伊莎多拉·邓肯
一样。我还有个大问题要问你,你为什么要送给我一百元?”
“我亲爱的马洛先生,”他冷冷地说,“我可不是傻瓜。我从事的职业很敏感,我是个江湖医生,也就是说,我做的是一般在小圈子里生活的胆小自私的医生不敢做的事情。我随时都处在危险中,要提防像你这种人。我只是在处理危险前估量一下它的程度罢了。”
“我这事只是小事一桩,对吧?”
“小得不能再小了。”他很有礼貌地说,同时用左手做了个奇怪的动作,把我的视线吸引了过去。然后,他把那只手慢慢地放在那张白色的桌子上,眼睛瞧着它。过了一会儿,他再一次抬起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睛,盘起双臂。
“你难道没听到——”
“我闻到那股气味了,”我说,“但我现在并没有想着他。”
我向左边转过头去,看到那个印第安人正靠着墙上的黑色丝绒坐在第三张凳子上。
他的身上已经罩上了一件白色的罩衫,坐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双眼紧闭。他的头往前垂着,好像他已经睡了一个小时一样。他那张黑黑的坚实的脸膛上尽是阴影。
我转过头看着阿姆托尔,他的脸上仍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
“那可能会吓掉老太太的假牙呢。”我说,“他到底真正是干什么的——平时坐在你的膝盖上唱唱法国歌?”
他不耐烦地做了个手势。“请说重点吧。”
“昨天晚上,马里奥特雇我和他一起出去,目的是到一个一帮歹徒选定的地点去付给他们一笔钱。不过,我在现场被人用棍子敲昏了,醒来时发现马里奥特已经被杀害了。”
阿姆托尔脸上的表情没发生多大变化,他既没有大叫,也没有手足失措。但对他来说,他的反应恐怕已经算是剧烈的了。他把盘着的手臂松开,换了个姿势继续盘着,嘴角露出一丝严肃的表情,然后就像图书馆门外的石狮子般一动也不动了。
“那些香烟是在他的身上找到的。”我说。
他冷冷地看着我。“但我猜不是警察找到的,因为警察还没来过这里。”
“对极了。”
“那一百元,”他轻声说,“简直太小儿科了。”
“那得看你想拿它买什么。”
“你把那些香烟带在身上了吗?”
“带了一根,但它们说明不了什么事情。正如你所说的,任何人都可能有你的名片。我只是奇怪它们为什么会在那里,你有什么想法吗?”
“你认识马里奥特有多深入呢?”他轻轻地问。
“一点也不深入。但我对他有些看法,有些事情太明显了,遮也遮不住。”
阿姆托尔的手指在那张白色的桌子上轻轻地敲着。那个印第安人仍在睡觉,他的下巴垂到了厚实的胸膛上,厚眼皮紧闭着。
“顺便问一下,你见过格雷里太太吗,那位住在湾城的阔太太?”
他心不在焉地点点头。“见过。我矫正过她说话的方式,她原来有点口吃。”
“那你真是成绩斐然,”我说,“她现在话说得和我一样好。”
他并不欣赏这玩笑,他的手指仍在桌子上敲着。我不太喜欢这声音,听上去好像是某种暗号。他停下来,又盘起双臂,身子往后仰。
“这份工作里每个人都认识每个人,我喜欢这一点。”我说,“格雷里太太也认识马里奥特。”
“你是怎么查出来的?”他缓缓地问。
我没有回答。
“你一定会把这件事情报告给警察吧——有关那几根香烟的事情?”
我耸耸肩。
“你可能在猜我为什么不把你踢出去。”阿姆托尔愉快地说,“普兰廷第二可以像折断芹菜一样把你的脖子拧断。我自己也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让你待在这儿。你好像有些什么想法。我从来都不付勒索费,因为那买不回任何东西——而且我有很多朋友。但是,自然总有点什么事情会使我状况不好。心理学家,性学专家,神经病学家,还有那些手上拿着橡胶锤子、书架上摆着一大堆有关精神病的书籍的卑鄙小人,他们当然都是——医生,而我只是个江湖医生。你的想法是什么?”
我逼视着他,想让他有所收敛,但显然没什么用。我发现自己在舔嘴唇。
他轻轻地耸耸肩。“我不能责怪你不说出你的想法,这事我也要好好想想。也许你比我想象的聪明多了。我也会犯错的,同时——”他往前靠了靠,把双手放在那个乳白色圆球上。
“我认为马里奥特是个专门勒索女人的家伙,”我说,“他还是一个抢劫团伙的眼线。但是,是谁告诉他应该结交什么女人的呢?——这样他就会知道她们的活动,和她们熟络,跟她们谈情说爱,让她们穿金戴银地跑出来,然后偷偷打电话告诉他的同伙在哪里下手。”
“那么,”阿姆托尔小心地说,“这就是你对马里奥特的看法——也是对我的看法。我有点想呕吐了。”
我往前凑了凑,离他的脸不到一英尺远。“你摆脱不了的,不管你怎么遮掩,这个敲诈案也有你的一份儿。这不只是因为名片而已,阿姆托尔。正如你所说的,谁都可能有你的名片。这也不只是因为那些大麻,你大概还不至于沦落到干那种勾当——你不可能那么做。不过,每张名片后面都有一个空白处,在这个空白处,或者有字的地方,有时会写上一些隐形的东西。”
他的脸上露出阴森的笑容,但我几乎没有觉察到。他的手又移到了那个乳白色圆球上。
突然,灯熄了,房间内一片漆黑。
注释
伊莎多拉·邓肯(IsadoraDuncan,1878—1927),美国著名舞蹈家。
未知
我把身下的凳子往后一踢,站了起来,想从腋下的枪套里把枪掏出来。但这没有什么用,我的外套扣子是扣上的,而我的动作也太慢了。开枪射人这事儿我一向动作嫌慢。
突然,一阵风拂向面前,我随即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在黑暗中,那个印第安人从我的身后袭击过来,他扭住我的手臂,把我举起来。其实,我这时还是可以掏出枪来胡乱扫射一通,但我在这里孤单无援,这样做没有什么好处。
我放弃了掏枪,伸手去抓他的手腕,但他的皮肤太滑腻,很难抓住。印第安人喘着粗气,将我往地上一摔,我的头都几乎被震掉。这时,他拽住了我的手,我哪里还抓得住他的手。他将我的双手快速扭到身后,用像石头一般坚硬的膝盖抵住我的后背,又揪住我的身体往后弯。我不是市政府大楼,我的身体当然可以弯曲,而他就这么揪着我。
我想大声喊叫,根本没有什么理由。我憋足了劲,喉咙里却气喘吁吁,什么都喊不出来。印第安人将我摔到一边,当我跌落到地上的时候,他又用双腿绞住我的身子,用双手紧紧掐住我的脖子。直到现在我有时深夜醒来,仍觉得他的手好像掐在我的脖子上,仍闻得到他身上的气味,仍记得挣扎中我艰难的呼吸,还有他那滑腻的手指在我的脖子上收紧的感觉。然后,我会从床上爬起来,喝一杯酒,把收音机打开。
我快要昏过去的时候,灯又亮了。我的眼前出现一片红色,其实那是因为我的眼球在充血。我的面前有一张脸在晃动,有一只手在轻柔地触摸我,但另外那两只手仍掐着我的脖子。
有个声音轻轻地说:“让他喘喘气。”
那些手指稍微松开了一点。我挣扎着要摆脱开来,这时,一个闪光的东西在我的下巴上猛敲一下。
那个声音又轻轻地说:“把他扶起来。”
印第安人将我拖到墙边,让我背靠墙站着。我的两个手腕仍被他紧紧地抓着。
“外行。”那个声音轻轻地说,同时那个僵硬、冷酷得像死神一般的闪光的东西又揍了我一下。这次它打在我的脸上,我感觉有暖暖的东西从脸上缓缓流下,我伸出舌头舔了舔,感觉又咸又腥。
一只手伸过来把我的钱包搜走了,又上上下下将我身上的口袋摸了个透。包着香烟的那个纸包被搜了出去,而且被打开了,我模模糊糊觉得它被扔在了我面前的某个地方。
“一共有三根吗?”那个声音温和地问,那个闪光的东西朝我的下巴上又敲了一下。
“三根。”我忍气吞声地呻吟着。
“你刚才说另外两根在哪里?”
“我的办公桌里——在我的办公室。”
那闪光的东西又揍了我一下。“你可能在撒谎——但我可以查出来。”在我的眼前,好像有一串带着古怪的小红灯的钥匙在闪闪发亮。那个声音说:“再把他掐住。”
那钢条一般的手指又掐住了我的脖子。我被迫背对着他,闻着他身上的臭味,抵着他坚硬的腹肌。我伸手抓住他的一根手指使劲地扭。
那个声音轻轻地说:“真是难以相信,他学得挺快的。”
那个闪光的东西又一次出击了,打中了我的下巴,打得它都变形了。
“放开他,他应该驯服了。”那声音说。
那双强悍的手臂松开了,我踉跄着往前跨了一步,费了好大的劲才站稳。阿姆托尔站在我的面前,几乎梦幻般地微笑着。他那娇嫩、漂亮的手上拿着我的枪,对准了我的胸膛。
“我可以教训你,”他用他那轻柔的声音说,“但何必呢?你只不过是卑微世界中的一个卑微小人物,就算在你的身上射个洞,你也还是那种货色,对吗?”他微笑着,那笑容是如此美丽。
我用尽全身力气朝那微笑的脸咚地挥了一拳。
结果还算差强人意,他的身子摇晃了一下,血从他的两个鼻孔中流了出来。他稳住脚步,直起身子,又举起枪。
“坐下吧,孩子,”他轻声说,“我马上会有访客来。我很高兴你打了我,这反而帮了我大忙。”
我摸索着找到那张白色的凳子坐下来,把头垂到那张白色的桌子上,挨着那个乳白色圆球,它现在又发出了柔和的光。我把脸贴在桌面上,看着旁边的圆球。那灯光使我着迷,真是很漂亮的灯光,柔和的灯光。
我的身旁及身后一片死寂。
我猜我就那样睡着了。我将带着血迹的脸贴在桌面上,那个纤瘦美丽的恶魔手里拿着我的枪,面带微笑地看着我。
未知
“好了,”那个大块头说,“别再拖拖拉拉了。”
我睁开眼睛坐起来。
“到另一个房间去,伙计。”
我昏昏沉沉地站起来。我们穿过一扇门到了另一个地方,然后我看清楚自己身处哪里了——是那个四面有窗户的接待室。现在外面一片漆黑。
那个戴着一堆戒指在手指上的女人正坐在桌后,她的旁边站着一个男人。
“坐到这边来,伙计。”
他把我推到椅子上。这是一张很漂亮的椅子,直直的,但是很舒服,不过,这时我没有享受的心情。坐在桌后的那个女人正对着一本摊开的记事簿大声读着什么,一个面无表情、年龄偏大、留着灰白色胡子的矮个儿男人正听着她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