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冬，兴安岭上的龙门农场里，暴发了可怕的鼠疫。这天晚上，狂风暴雪，一辆马爬犁从三分场驰到场部卫生院，抬下了上海知青李志鹏。他的脸泛了青，人快不行了。

他看到我，想说话又发不出声音。他指了指我的上衣口袋，比画着，我明白了，他是要写字。我的破钢笔其实只是摆设，我极少用它。那李志鹏哆嗦着接过笔，摸出一块挺旧的手绢包。在手绢上，他刚写出个字，笔就不下水了。我接过笔，用舌头洇了洇，来水了，他接着写，费力地写了老长时间，送他来的人冲他比画：“把这个包——交给这个人——对吗？”李志鹏点点头，我们几个人连声喊：一定！李志鹏眼睛睁一下又合上，再也没能睁开。最后陪他的，只有三个上海知青加上一个东北的我。处理完后事，我们想起了那个手绢包。

那里面竟是零零碎碎的钞票，共三十五元。皱手绢上的字，歪歪扭扭，大家都觉得第一个像“王”，第三个像“成”，中间这个，有人说是“之”，有人说像“云”。不管怎么说，我们一定要将这手绢包送到王什么成手上。

我们成立了“专案小组”，分工负责，分片包干，拉开大网。然而，还是找不到。一转眼，上海知青大返城，“专案小组”只剩我一个了。每一个走时，都对我说“一定要找到王什么成”。一晃儿，我也离开了农场，娶了媳妇。儿子降生，特能吃，而他娘没奶。因为钱断了，所以奶粉断了。媳妇骂我无能，最后，她摸出手绢包摔在炕上，我狠狠瞪她，说：“不行！”

虽然那些年我与上海书信不断，可是，那个王什么成就是找不到。后来寻找王某成的队伍发展壮大，我们这些最穷的人家，反倒最先安装上电话，打着长途研究王什么成和手绢包。

那一年，上海来了个长途，说要我带上东西，赶赴上海。我问：“邮寄不行吗？”那边一口回绝了我：“不行，面对面，物对人，得确认。”我只好带上干粮，买了坐票。结果，上海那人叫王子成，手绢不对，钱的面额也不对。虽然路费是上海人凑的，可我还是欠了债。

一晃儿，我发现自己老了，这个手绢包让我多出许多皱纹。我与上海通话，决定发起一次“大规模总攻”——不分时间地点，大讲这个手绢包和这个王什么成。

这天，我接到个电话，那人自称于诚，是龙门农场的，现在城里治病，要我到医院会面。他莫不就是我找了二十年的王什么成？比我还老的于诚，果然就是“王什么成”。于诚摸着手绢包：“是不是三十五元？是不是两张十元，一张五元，剩下都是一元的，还有两张五角？”

“是是是，对对对！”

“两张十元，卖榛子钱;一张五元，土豆钱……”于诚老泪纵横。

“找二十年了呀！原来是你。”

在农场时，我是知青，他是山东移民，我们相隔四十多里。于诚翻来覆去地看手絹，翻来覆去地摩挲那些市面上已难见的旧纸币。突然，他将钱拍我手上，说：“张眼镜！这些钱是你的呀！”我傻了。

于诚缓缓气，说：“去过六分场吧？”我没去过。

“去六分场的路，总去过吧？”我不记得。

“一辆胶轮拖拉机着火，你们知青帮忙扑火。这还不记得？”这事好像有。

“有个人烧了毛衣。后来我打听了，他叫张眼镜。我就攒了钱，托人买上海毛线，我得赔人家毛衣呀。托来转去，没了下落。想不到，钱在这儿，你在这儿！”

我泪如雨下，说不出话了。

（推荐者：四月）

（发稿编辑：田芳）